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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外汇储备暴跌300 外汇储备危机 导致外逃担忧


文章编号:2115 / 分类:本站公告 / 更新时间:2024-10-31 15:40:13 / 浏览:

资金外流的成因

亿美元外汇储备暴跌300外汇储备危机导致外逃 资金具有逐利的特性,总是流向增长潜力更大的地区。当一国的经济前景恶化时,资金就会外流到海外。各国通常会通过外汇管制来控制跨境资金流动,就像堤坝控制水流一样。

外汇储备下降的风险

汇率贬值

资金外流会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从而压低资产价格(如房地产)和增加进口成本,引发输入性通胀。

经济动荡

汇率贬值和外汇储备下降会引发恐慌,进一步加剧资本外逃和社会不稳定。

外汇储备下降的应对措施

外汇储备对冲

中央银行可以使用外汇储备来支撑汇率,但代价高昂。

汇率和外储螺旋式下跌

为了缓解冲击,可以允许汇率和外储缓慢下降,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时间。

限制资本流动

当外汇储备下降过快时,政府可能会采取限制资本流动的措施,以保持经济和就业稳定。

不同应对措施的选择

不同的应对措施涉及不同的取舍: 外储和汇率螺旋式下跌:放缓下降速度,为经济调整提供缓冲,但拖延改革进度。 外汇储备快速下降:快速刺破泡沫,但冲击较大,危及金融稳定。 限制资本流动:稳定经济,但阻碍资源配置,可能滋生泡沫。

结论

外汇储备下降反映了一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应对措施因风险偏好不同而异。制定政策时既要考虑风险,也要权衡取舍。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基本面是解决资本外流的唯一途径。

我有一个高一的政治题???????????

1.美国这次要人民币升值不是一个经济举措而是一个政治意向,格林斯潘当天(新华网纽约5月20日电)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对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 因为美国零售商将从其他国家进口,不一定转向本国供应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将从其他地区进口,但我们进口的仍是同样的商品”。 事实上美国一时半月是不可能从中国之外的其它地方进口到如此低廉的同样产品,这就是说人民币一旦升值,美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会多付出起码几十亿美圆的价值。 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人民币一升值,我们所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可就降低了,中国货的根本竞争力在于劳动力便宜。 这不是让我们如虎添翼嘛。 再说了,不进口中国货,美国的日子就会好过了?!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来说不是明智的决定。 但是在政治层面就不同了,美国,欧盟等国家都不会容忍你中国长期严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反人权反自然的基础上的,它也根本违背了美国等西方社会“爱与正义”的基本价值,它最终会给世界带来非常可怕的恶果。 还有因为作为“三个代表”的美国国会和政府来说,如果人民币长期不升值,那么可以想象美国最下层的民众和弱势群体将会成为“被动群体”,他们的“好生活”不是依靠自己的积极工作来获得,而是要依靠别国的廉价产品和自己政府的资助。 但是在一个动态的国际经济环境里,人民币长期不升值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好了,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获得的东西,现在美国人开始争取获得政治层面上“制度性”的新秩序,即必须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变成自由世界的“经济政治学”;有计划(人为政治操纵)的市场经济变成民众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很显然美国最近越来越紧迫的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放开中国僵化的汇率政策,是他们的明智之举。 确实在美国是政治基本上与经济保持一致而不是象中国那样让经济为政治服务,但是在政治与经济的更深层面上有时它们的关系恰恰又是一种悖论!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美国不仅是现实主义更是超现实主义,这种超现实主义在新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尤其浓厚。 因此我们要洞察美国人政策的本质确实需要灵性的智慧,决不能想当然的说什么...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结构的陈旧保守与竞争力衰退,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 在数量巨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与其它资源的条件下,只要中国人学会制造什么,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相同行业中的工人就会失去工作,因为廉价的中国货会打败相应的美国货,美国货却因承担过重的美国人的福利职能,而成本高昂,根本不是中国货的竞争对手。 因此,中美甚至中国与整个欧美的贸易争端,实质上是陈旧保守的欧美高福利体制拖累了它们经济的竞争力,从而使中国货显得更加具有竞争力。 但是另一方面,廉价便宜的中国货并不仅仅具有破坏美国人的福利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增加美国人福利的作用,因为美国消费者只需花更少的钱,就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中国商品用以消费与生产,它显然比购买相同的美国商品要“抵值”,要包含更高的福利。 如果美国市场拒绝中国货的进入,只准销售美国人自己生产的商品,那么这虽然有利于部分美国生产者,但却牺牲了美国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使美国人得不偿失。 特别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也是对生产者利益的损害,从而对整体社会经济的损害。 因此,美国人对自己“闭关锁国”,将陷于“双重损害”的境地,从而使美国经济变得更为艰难。 因此,美国人不要以为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或者迫使人民币升值会对美国经济有太大利益,所获利益将被所遭受的损失抵消。 另外,许多人都称赞美国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是实际上,第三产业并不能“当饭吃”,“饭”还是要从第一、第二产业中来。 因此,美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本身就注定是要从其国外输入物质商品的经济结构,没有中国等国家所输入的大量廉价物质商品,美国就不可能维持它以第三产业为重的这种经济结构。 这就呈现出美国人的矛盾:一方面它们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剩下的30%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利益,但它们却又需要输入大量物质商品来维持高达70%的第三产业,没有物质商品的输入,美国不可能维持这个高比例的第三产业的存在。 而美国能够维持这样的经济结构,又与美元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这个地位,美国人不可能以输出美元债务的方式,甚至以大印美元的方式取得世界各国第一、第二产业所生产出来的物质商品,从而就不可能维持其享受型的“第三产业型”经济结构。 正象下文所说,对于美国人来说,“漫长而困难的经济调整无法避免”。 “由于贸易与汇率问题,美国开始反思‘国家竞争能力’”了。 这才是美国人应该抓紧去做的事情.2.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四处游说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之后,到今年5月,在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进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2003年6月27-3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第73届年会。 会上,周小川表示,中国将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保持人民币稳定。 但关于人民币是否会升值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 就在7月中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还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结论。 7月18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 人民币为何成为目标《21世纪》:继日本之后,美国也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他们的利益根源在哪里呢?何帆: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等对我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理由。 从中日贸易来看,中国对日贸易实质上是逆差,按照他们的道理应该是日元升值才对,为何反而要人民币升值呢?我认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体制和结构上的根本性改革,但是面对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改革很难推行,故而将视线转移到中国。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也并不能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好处和回报,因为中日在对外出口中的竞争并不大。 以中日对美出口为例,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和日本的产品只有1/5的部分有冲突,而其余4/5的部分都是没有竞争关系的。 人民币升值的关键还是来自美国。 中国4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自然,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随着2004美国大选年的到来,两党都会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向中国发难,以期赢得选票。 2002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经济》的报告中指出,美元还应再贬值20%-30%,但美元大幅贬值对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损害,因此美国希望全球共同承担美元贬值的压力,即希望通过其它国家的货币升值缓解美国自身的美元贬值压力。 报告提出5种主要货币来承担美元的贬值压力,包括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加拿大和美国是连体经济,互为一体,加拿大元升值对美国经济不利;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到目前为止已经大于30%,其继续升值的空间有多大很难说;日元的升值对日本经济打击很大,日本现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很难再承受,虽然我们分析认为其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一些日本企业也表示只要日元对美元升值不超过110日元兑1美元,企业还是可以盈利的;墨西哥比索作为稳定拉美金融的重要因素,对拉美金融危机有着重要意义,也不便轻易大幅升值;这样,人民币成为目标,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 人民币升值的成本收益《21世纪》: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影响在哪里呢?何帆:要搞清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的问题,首先要清楚“汇率”的影响。 汇率就是人民币的价格,价格本身的高低并不可怕,关键是看你站在买方还是卖方来看问题。 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 有利的方面主要是对向国外购买能源、原材料和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以及向海外投资、融资的企业和金融部门而言,比如中石油、中海油在海外购买油田,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增加其购买力,节约成本。 不利的方面主要是对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无形中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降低。 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要看出口对中国的意义有多大。 我们一度是“重外需,轻内需”的思路。 的确,短期内,内需不足可以通过外需弥补,通过突然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外需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增长就与贸易无关,它是由投资和生产效率共同决定的。 其次,即使我们想在短期内保住出口,需要的也是贸易政策。 汇率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不应该作为外贸政策来使用。 过去,我们是“汇率跟着外贸走,外贸跟着顺差走”,这实质上是牺牲内部平衡来满足外部平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再次,中国的出口受汇率影响有多大呢?中国出口的55%以上来自于加工贸易,即进口原材料,输出成品,这二者受汇率的影响是反方向的,相互抵消后,汇率的影响并不大。 而且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已经很便宜,再降价的意义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相当于政府帮企业提高了价格、增加了利润,不见得就是件坏事。 《21世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人民币的升值呢?何帆:因为对人民币升值到底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我们不确定。 适时考虑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1世纪》:要彻底解决问题,就涉及到汇率制度的问题,首先是对汇率制度的重新认识。 何帆:其实,人民币升值与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汇率制度的改革。 只有放开汇率制度,人民币才会大幅升值。 现在我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 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有三个目标,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者最多能够保证其中的两个、必须放弃另一个。 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随着加入WTO,金融业的逐步放开,需要货币的自由兑换;所以只能牺牲第二个目标,即汇率的稳定。 而且,前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比如我国1990年代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存在贸易顺差,顺差要求央行在市场上抛出人民币、买入美元,这种人民币的投放是为了稳定汇率,但是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民币货币供给、加剧通货膨胀。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是选择内部平衡还是外部平衡,我认为一个国家还是应该重在内部的稳定与平衡,在此基础上尽量争取外部平衡,不可本末倒置。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大于收益。 钉住美元的收益就是价格稳定,同时它也起着名义锚的作用,即如果政府想要通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加倍惩罚它,从而让人民相信政府不会轻易制造通胀,对经济稳定更有信心。 但是现在我国的通货压力不在于膨胀而在于紧缩,所以这个作用也就不是那么必要和重要了。 相反,钉住美元的成本很大,其中技术性的问题就令人担忧,如果这种汇率制度不调整,就需要对冲进行调节,学术界的多数共识是对冲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则无持续性。 《21世纪》:在汇率制度的变革上,我们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哪里?何帆:现阶段我们能做的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稳中求变”。 “稳”就是加强外汇管制,集中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在汇率升值情况下求“变”,适时考虑退出“钉住美元”。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不能长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指出“当你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天开始,你就要考虑好何时退出”,退出时可以是两种背景,一是在货币有升值压力的时候,即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主动去改革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大家会有信心,这是较好的状况;另一种就是在货币已经出现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现象时改革,人们感觉其是因为经济撑不住了才改革的,所以市场会出现过度调整,本来打算半年贬值20%的,可能结果一天之内就贬值50%。 我认为现在是中国进行汇率制度调整的好时机。 这种调整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央行货币政策司汇率处的工作,考虑什么是最优的汇率制度,以及从现有的汇率制度到最优汇率制度的路径是怎样的;另一个就是外汇管理局的工作,我国汇率形成机制不是完全市场化,存在央行和中国银行的“双边垄断”,以至于我国3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2年在外汇市场上交易的只有90亿美元。 现在应该减少管制的程度,提高管制的效率。 管制的背景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来资本外逃是因为对国内经济没有信心、或是想逃避外汇管制的烦琐手续、或是腐败受贿国外洗钱等,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对于出国留学和消费购物我们应该可以放开。 当然我们也有需要管住的地方,比如短期资本流动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短期资本流入会造成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套利活动。 现在人民币和美元的利差在不断扩大,一方面国内潜在的通胀要求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美国在不断的降低利率,利差的存在会导致更多资金进入套利,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问题。 汇率升值的预期比汇率升值本身更可怕,我们要尽量消除大众对汇率升值的预期。 比如,日本很长时间大家都有日元升值的预期,日本政府为了打掉这种预期,让大家持有更多的美元,不得不降低利率来平衡日元的升值预期,要抢在美国降低利率之前降息,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掉入流动性陷阱。 我们现在如果不调整汇率制度,也有可能遇到类似问题,掉入流动性陷阱。 比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我们提高短期利率,短期利率提高导致短期资本流入,为了钉住美元、稳定汇率就要求货币供给增加,进而加剧通货膨胀,这样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无预期的、一次到位的人民币升值才是最优的策略。 (21世纪经济报道)

孟加拉2024美元危机经济崩溃信用证

孟加拉国目前遭遇了一场美元短缺危机,这场危机对该国的经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纺织厂们纷纷表示,由于银行未能按时支付信用证款项,他们的运营受到了严重影响。 中央银行已经呼吁相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以缓解这一问题。 此外,今年5月,我国的商品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6.06%,其中天然气短缺成为导致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孟加拉纺织制造商协会(BTMA)已向孟加拉银行行长发出信件,指出银行未能及时清算账单,导致信用证到期后长时间未能支付。 国家外汇储备的减少,使得出口收入大幅下滑。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向孟加拉国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其稳定外汇储备。 这些贷款将以人民币提供,这对于解决孟加拉国外汇储备减少的问题可能至关重要。 中国目前是孟加拉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已超过200亿美元。 预计在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即将对中国的访问期间,贷款谈判将得到提前完成,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 中孟两国还计划在2026年之前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以促进双边贸易。 然而,孟加拉国的经济困境并未就此结束。 进口商指出,能源部门对进口的依赖,尤其是对电力的需求增加,导致了消费品进口的增长。 对于收入有限的人群来说,他们的月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日常账单,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动用储蓄。 经济困境表现为通货膨胀、利率和汇率问题,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 政策执行不力使得经济挑战进一步加剧,政府在利率、汇率和市场管理方面的失败导致了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危机。 经济学家们还指出,税收减少和税收优惠的问题也令他们感到担忧。 他们认为,政府必须增加收入,以有效实施预算。 预算执行问题需要通过增加收入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责怪预算执行。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外债,以减轻货币价值的压力。 银行业流动性危机导致信贷流量减少,利率上升。 政府从银行大量借款可能对私营部门信贷流动产生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孟加拉国的经济指标整体处于下降趋势,面临崩溃的危险。 不健康的政治环境和脆弱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加剧,人民的苦难也在不断加深。 银行抢劫、资本外逃和缺乏问责制都削弱了经济结构,导致了通货膨胀、美元危机和外汇储备的恶化。

上半年全球外汇储备变化六个客观事实

外资对人民币债券总体上仍是坚定的持有者。 这是全球人民币储备份额逆势上扬,连续十个季度上涨,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的重要原因,显示人民币国际化的官方认可程度进一步加强。

管涛

一是全球外汇储备大幅减少。 截至今年6月末,全球外汇储备余额亿美元,较上年底减少8838亿美元。 其中,全球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余额亿美元,减少了8749亿美元;全球未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余额8618亿美元,减少了89亿美元。 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余额减少3756亿美元,第二季度减少5081亿美元,分别名列史上单季外汇储备降幅前两位。 到今年6月末,全球外汇储备余额相当于5.91个月的年化全球货物进口额(即2021年三季度到2022年二季度合计),较上年末减少了14.2%,为2009年以来最低。 这增加了储备短缺、贸易逆差、外债沉重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爆发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

二是除瑞士法郎外,IMF披露币种构成的其他七种主要储备货币的全球持有余额均有所下降。 截至今年6月末,全球已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余额亿美元,较上年底减少4336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已披露币种构成的全球外汇储备余额降幅的50%;欧元储备余额亿美元,减少2724亿美元,贡献了31%;日元储备余额5785亿美元,减少866亿美元,贡献了10%;英镑储备余额5451亿美元,减少343亿美元,贡献了3.9%。 前四大储备货币贡献了上半年外汇储备余额降幅的95%。 同期,人民币储备余额3224亿美元,减少149亿美元,贡献了1.7%;加元储备余额2782亿美元,减少87亿美元,贡献了1.0%;澳元储备余额2100亿美元,减少113亿美元,贡献了1.3%;瑞郎储备余额276亿美元,增加68亿美元,负贡献0.8%;其他币种储备余额合计3518亿美元,减少199亿美元,贡献了2.3%。

三是除欧元和日元储备份额下降外,IMF披露币种构成的其他六种主要储备货币份额均有所上升。 截至今年6月末,在全球已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余额中,美元储备份额为59.53%,较上年底上升0.72个百分点;欧元储备份额为19.77%,下降0.83个百分点;日元储备份额为5.18%,下降0.34个百分点;英镑储备份额为4.88%,上升0.069个百分点;人民币储备份额为2.88%,上升0.09个百分点;加元2.49%,上升0.11个百分点;澳元储备份额为1.88%,上升0.04个百分点;瑞郎储备份额为0.25%,上升0.075个百分点;其他货币储备份额合计3.15%,上升0.06个百分点。 可见,虽然绝大部分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价值较上年底均有所下降,但是“矮子里拔将军”,美元、加元、人民币、瑞郎仍是全球储备份额上升的前四大受益者,欧元和日元则是最大受损者,其中欧元份额为2017年二季度末以来新低。

四是汇率贬值引发的负估值效应是导致全球英镑、日元、欧元、加元、澳元和人民币外汇储备余额美元价值减少的主要原因。 今年上半年,在通胀上行、美联储超预期紧缩的驱动下,洲际交易所(ICE)美元指数累计上涨9.1%,大部分非美元主要货币兑美元汇率下跌,其中不少货币兑美元汇率都出现了较大跌幅。 同期,英镑、日元、瑞郎、欧元、加元、澳元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分别下跌10.0%、15.2%、4.5%、7.8%、1.8%、5.0%和5.0%。 上半年,前述七种非美货币的全球外汇储备余额折美元累计减少4214亿美元,因汇率贬值导致的负估值效应合计3107亿美元,贡献了74%。 其中,全球已披露币种构成的外汇储备中,英镑储备余额增加193亿英镑,英镑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164%;人民币储备余额增加134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111%;日元储备余额增加亿日元,日元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109%;澳元储备余额减少4亿澳元,澳元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95%;欧元储备余额减少753亿欧元,欧元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67%;加元储备余额减少46亿加元,加元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58%;瑞郎储备余额增加74亿瑞郎,瑞郎贬值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其储备美元价值降幅的-16%。 可见,若以本币计值的话,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全球外汇储备余额是增加的,是负估值效应导致了其美元计值的储备余额不升反降。

五是全球美元储备资产分布越来越分散化。 虽然最近两个季度,全球美元储备份额连续上升,却仍低于60%,更是远低于本世纪初美元储备份额占比约七成的水平,这反映了全球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币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同时,不仅于此,全球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还有一个重要趋势是资产分散化。 将IMF的CCOFER和美国财政部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数据结合起来分析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外国官方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余额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全球美元外汇储备余额的58.7%,较3月末回落0.5个百分点,远低于2014、2015年占比约八九成的水平,为有数据以来最低。 这表明,现在仅用外国官方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变化,已经难以准确判断全球美元外汇储备余额的变化,因为外国官方投资者既可能配置美债,还可能配置其他美元证券资产如政府机构债、企业债甚至上市公司股票等。 今年上半年,外国官方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减少2579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元外汇储备余额降幅的74%。 其中,外国官方投资者净减持美债951亿美元,贡献了同期外国官方投资者持有美债余额减少的37%,剩余的63%是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债价格暴跌导致的负估值效应。 由此可见,将全球外汇储备余额减少完全等同于央行干预本币汇率贬值的储备消耗值得商榷,因为其中有相当部分可能是源于负估值效应的影响,只是账面价值波动,而非真金白银的减少。 如截至今年7月末,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持有者日本国际储备资产余额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余额亿美元),较上年底减少827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余额减少764亿美元)。 其中,交易引起的国际储备资产增加26亿美元,贡献了-3%;剩余的是全球股汇债“三杀”引起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103%。 再如,截至今年8月末,全球第七大外汇储备持有者韩国国际储备资产余额4364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余额4128亿美元),较上年底减少267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余额减少255亿美元)。 其中,交易引起的国际储备资产减少137亿美元,贡献了52%;剩余的是负估值效应引起的,贡献了48%。

六是外资减持人民币债券对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余额变动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今年2月份以来,我国债券通项下出现了外资持续减持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 上半年,外资累计减持人民币债券4378亿元,其中,减持记账式国债1337亿元、政策性金融债2305亿元人民币。 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是境外央行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的主要配置品种。 然而,如前所述,上半年,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余额以人民币计值不降反增134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一季度减持161亿元,第二季度又增持了294亿元。 这表明,外资对人民币债券总体上仍是坚定的持有者。 这是全球人民币储备份额逆势上扬,连续十个季度上涨,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的重要原因,显示人民币国际化的官方认可程度进一步加强。 这也促成了7、8月份,境外持有人民币国债余额连续触底反弹,分别环比增加33亿和23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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